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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向前元帅:谈西路军失败教训  

2016-09-24 12:59:33|  分类: 红军时期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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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向前元帅:谈西路军失败教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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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军西路军自193610月组建,全军共2万余人,在执行中共中央命令,西渡黄河作战,转战河西走廊,遭受甘肃青海马家军优势兵力围攻,孤军奋战,至 19374月份,西路军最终几乎全军覆没。徐向前时任西路军总指挥,也是西路军西渡黄河后历次重大战役的指挥者和亲历者,后来突围转辗返回延安。以下是徐向前,在晚年对当年西路军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:

回顾,既容易,又很难。说容易,是因为上的事,自己亲身经历过,写出来就行;说难,则是因为你经历过的东西,不见得就是全面掌握和深刻理解了的,不仅需要大量资料的印证、补充,而且更重要的是,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、去概括,得出合乎本质内容的结论来。现象纷繁复杂,蛛网交错。要实事求是,忠于和反映的本来面貌,达到借鉴过去、教育后人的目的,很不简单,是要花力气的。西路军的问题,也不例外。西路军的两万多人,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,在我军上绝无仅有。回顾这段,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。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,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(九军、三十军),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。西路军的失败,长期使我愧悔交加,余痛在心。下面,我想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作些探索,以慰先烈,以诫自己,以鉴后人。如前所述,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、指示行动的。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,披坚执锐,喋血奋战,历时近五个月之久。先后共消灭马家军二万五千余人,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,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,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,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。然而,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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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、任务问题:西路军担负的任务,飘忽不定,变化多端,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,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——孤军外线作战,任务不定,迟疑徘徊,实为兵家之大忌。而西路军的情况,却恰恰如此。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,渡河北进,鏖战一条山,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,共取宁夏;继则放弃这一计划,独立西进,准备打通新疆;再又停在永凉地区,不进不退,建立根据地;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,忽而准备西进,忽而准备东进;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,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,就地建立根据地;继复为了策应河东,改为东返;再又奉命固守五十天,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;如此等等。西路军的任务飘忽、多变,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,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。结果呢?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,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。疲兵屡战,有耗无补,进退失据,一筹莫展。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,无疑具有致命的性质。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,其任务是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。毫无疑义,部队的一切行动,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全局需要。但是,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,更有利于全局发展,则值得研究。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,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,准备了大批武器,待红军去取(后因西路军失败,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)。假如西路军渡河后,抓住战机,乘虚而进,照直往西打,取得武器弹药,如虎添翼,回师横扫而东指,有没有可能呢?完全可能的。指导思想不同,方法不同,结局会大不一样。这不是事后诸葛亮,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,再进一步说,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,打开战局,控制河西地带,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,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,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。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。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,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。可惜的是,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,举棋不定,犹豫徘徊,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。西路军的行动,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,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。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,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,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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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、战场主动权问题: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,两军对阵它是决定双方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—军队失掉了主动权,被逼处于被动地位,这个军队就不自由,就有被消灭和被打败的危险。西路军的失败,完全证明了这一点。一般说来,外线进攻的部队,制敌机先,首先就处于主动地位。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中发生带根本性的偏差,是不致完全陷于被动,一败涂地的。西路军渡河之初,河西四马猝不及防,慌乱不堪。我不论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,均稳操主动权在手。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,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。然而,好景不长,没过多久,西路军便转人被动挨打的地位,直至最后被消灭。这种变化,正是丧失战场主动权的结果。

1.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,我军的外线进攻,历来强调依托根据地,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。实践证明,这是我们争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。西路军则恰恰相反,不仅远离根据地,孤军深入敌军腹地,且旷日持久,与敌鏖战。进不能进,退不能退,左右回旋不好回旋,企求援应没有援应。这样,还有什么战局中的主动地位可言呢?违背了外线进攻作战的基本原则,丧失主动地位,一点也不奇怪。

2.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,我军进行战役战斗,历来重视集中兵力,形成拳头。而西路军担负的任务及所处的地形条件,却使兵力的集中,受到极大限制。开始,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,有轻敌思想,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,古浪一仗吃了亏。亡羊补牢,未为晚也!然而,当此之时,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,压倒了一切。我们想集中兵力,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。河西走廊是条弄堂,地势狭长,堡寨稀疏,走上几十里地,见不着一户人家,每个堡寨,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,堡寨周围,尽是荒凉的戈壁滩。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,要占据地盘,要吃要住,能不分散吗?这样,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三百多里地段里,拉成了一字长蛇阵。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,原则上没有错,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。我们提了不同意见,没有下文,便只能分兵固垒,就地坚持。要想集中兵力击敌,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,真比登大还难。

3.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,我军主要靠什么作战形式去争取主动,消灭敌人呢?不靠别的,靠的是运动战。打得赢就打,打不赢就走,诱敌深入,声东击西,肥的拖瘦,瘦的拖死,出敌不意,飘忽击敌,等等。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,是变被动为主动,以寡击众、以弱胜强的主要法宝。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,不进不退,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。敌攻我防,死打硬拼,打得赢得打,打不赢也得打。敌人处于内线作战地位,骑兵多,运动快,熟悉地形,能边打边补充,无后顾之忧。我们则完全相反,外线作战,人地生疏,子弹打一颗少一颗,人员伤亡一个减少一个。要兵员没兵员,要补给没补给,要援应设援应。旷日持久下去,捉襟见肘,精疲力竭,只有招驾之功,毫无还手之力。象这种打法,焉能不败?!

4.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,我军形成了近战、夜战、奔袭、伏击、迂回、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。扬长避短,才能百战百胜。但西路军受制于任务、地形、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,使这些战术特长,无从充分发挥,以奏奇效。就拿对付敌人的骑兵来说,我们一无机炮火力,二无伏击阵地,三无大量骑兵。优势装备的敌人,瞬间蜂拥而至,倏忽一啸而去。你想打个歼灭战,谈何容易!敌人进攻,我军多用大刀同敌拼杀,消灭一个骑兵,往往要付出两三个人的伤亡代价。敌人败阵后一溜烟跑掉,我们干瞪眼。你用小部队追击,人家能杀回马枪,用大部队追击,阵地就保不住。虎落平阳被犬欺。我军的战术特长失去用武之地,优势难以发挥,受制于敌,便是在所难免的了。凡此种种,都是西路军丧失战场主动权的根由所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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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、机断专行问题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,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。寓于其中的经验教训,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价,才换来的。对于一支独立作战的军队来说,指挥员能否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情况,机断专行,灵活制敌,往往能对战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。战场实际纷纭复杂,千变万化,许多重大问题,要靠身临其境的前线指挥员随机应变,先斩后奏,果断处置。驾驭战局,指挥战争,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,独立判断情况,定下决心,而是翘首望天,一切唯上,这叫盲目性、机械性。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,是不可能的。西路军的失败,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,密切相关。造成这种状况,有两方面的原因。

一方面,上级统得过死,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。西路军虽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,但每一步行动,均需请示报告,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。上面叫往西就往西,叫往东就往东,叫停就停,叫走就走,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。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,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,硬要下面贯彻执行。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,既不向西路军通报,又要求西路军配合,令人不知其然,更不知其所以然。古人说:为将之道知理则不屈,知势则不沮,知节则不穷。这话很有道理。所谓,指的就是全局性的东西。指挥员驾驭一个独立作战方向,不了解全局形势,不明白局部战争同全局战争的关系,打的便是糊涂仗。难免如坠五里雾中,晕头转向,缩手缩脚,无所适从,岂有应变自如,不屈不沮不穷之理?

另一方面,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,患得患失,当断不断。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、政治委员,有最后决定权,对西路军的行动,能起拍板的作用。但是,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。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,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,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,知道自己犯了错误,包袱沉重,不易解脱。他曾向我流露过:南下的事,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。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,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。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,紧跟中央,无可非议,但是,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,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。党内斗争嘛,谁能一贯正确?犯了错误,该检讨就检讨,该工作就工作,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,洗刷自己,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。在西路军期间,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、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。对于上级的指示,奉为金科玉律,不敢越雷池一步,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。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,战场实际如何,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,哪些事关全军命运、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,则一概置诸脑后。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,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他不仅不反躬自省,反到要对我开展斗争!结果,使西路军失去战机,作茧自缚,步步被动,直至不堪收拾。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、西路军总指挥,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,但不无顾忌。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,心情忧闷,不想吭声,缩手缩脚,教训是很深刻的。

西路军的失败,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关头。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,玩弄两面手法,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。事实证明,想通过谈判,要蒋介石制约二马,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。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,必须放在依靠自己、依靠人民的基点上。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,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,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。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,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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